半工半农的乡村医生 2月26日凌晨5时,位于祁连山脚下的肃州区金佛寺镇异常寒冷,家住金佛寺镇丰乐口村七组的黄山林和往常一样按时起床,倒腾着让奄奄一息的炉子冒出火星后,径直走进后院,给家禽家畜添草喂食。 黄山林夫妇育有两女,小女儿在兰州工作,大女儿黄利芳十几年前从卫校毕业后随父行医,大女婿在镇卫生院工作,黄利芳的两个孩子在城里上学,由黄山林的老伴照看。老伴长期不在家,黄大夫“留守”村卫生室,并照管着家里的7亩多农田。 在黄山林看来,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“虽说种些口粮田、养几只家禽家畜没多少收入,但不能把根丢了”。 喂完家禽家畜,屋子里已经有了些温度,老人简单洗漱后煮上一壶浓浓的红枣茶,坐在沙发上品尝着,“每天都得喝一口,否则一整天都不舒服。”黄山林说。 离黄山林家1公里左右的丰乐口村卫生室是一座坐南朝北的砖混平房,由于没生火,卫生室内外一样冷。生火、打扫卫生后,黄山林拿起柜台上的一张纸单,怀抱几个药匣子出了门。距卫生室几百米有一间屋子,那是他的药材库,里面密密麻麻堆放着上百只装有中草药的编织袋。 黄山林每晚下班前都要清查药柜,第二天早上按照所列清单,到库房填充空缺的药品,300多种草药,他不看标签就能识别。 上午8时前,黄山林收拾停当卫生室的琐碎事务便回了家,女儿黄利芳已经做好早饭,父女俩匆匆吃完面条,先后来到卫生室。 “随时都有看病的乡亲们,我们不能午休,也不吃午饭,直到晚上。”黄山林说,这个习惯已延续几十年了。50年行医路几度更迭 黄山林的卫生室对面是村里的文体活动场所,设有篮球场、乒乓球案和一些健身器材,因是农忙时节,没有人活动。黄大夫告诉记者,他平时喜欢运动,篮球、乒乓球都能玩,只要球场上有人,他便忙里偷闲去玩一会儿,为的是锻炼身体。 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“赤脚医生证”,黄大夫向记者讲起了53年行医路上的点点滴滴。 1964年11月,按照上级要求,每个生产队都要推荐一名有文化、品行好、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年担当村级卫生员。黄山林上过五年小学,是当时生产队少有的文化人,便被推荐到红寺公社(金佛寺镇前身)学医。那年他16岁。“全公社推荐了50多个人,讲课老师主要是酒泉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的大夫,学习内容主要是注射、针灸和常用药物的使用。” 集中学习20天后,黄山林和部分学员被安排到公社卫生院实习了10天,随后回村,成为一名村级卫生员。“一支体温计、一把医用镊子、一根玻璃针管,再加上一些常用药物,是公社卫生院给我们配备的全部家当。”黄大夫回忆,那时候还不会诊断病,主要是配合公社卫生院的大夫进行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,比如给患者进行肌肉注射、指导患者服用常用药物、回访患者等。 就这样,黄山林背起药箱,穿梭在田间地头和百姓家中,一路行走,一路抱着医学书“充电”,担起了卫生员的重任。 黄山林的卫生员身份在1967年发生了改变。 当年,为建立村级保健站,黄山林被公社派往当时的酒泉县卫校学习中西医专业医疗知识,讲课老师除了县医院的医生和卫校教师,还有来自北京的专家。一年后,黄山林拿到卫校毕业证,成为“赤脚医生”。 1968年9月,曙红大队(丰乐口村前身)保健站正式运行,公社卫生院派来一名大夫担任负责人,黄山林是惟一的助手。不久,曙红大队自学成才的***黄福忠替代公社卫生院大夫,和黄山林一直共事到1978年。黄福忠去世,黄山林成了保健站负责人。至此,他行医15年,正式独立坐诊。 从1978年到2009年,黄山林的工作地点始终未变,但保健站几度更名,黄山林的身份和待遇也几度更迭。 在担任卫生员和保健站大夫的时候,黄山林算是半脱产身份,公社卫生院每月发放报酬,大队还给记工分。包产到户后,工资待遇被取消,黄山林一度成为个体行医人员,直到本世纪初才成为乡村医生,村卫生室正式被纳入政府的村级医疗单位,并由镇上的卫生院进行规范化管理。 在漫长的行医路上,黄山林曾有过跳出农门的几次机会。 1968年,公社号召青壮年参军,对于有特长的青年,有希望被推荐上军校。黄山林报了名,可是大队保健站需要他,他被大队干部挽留。1971年,北京***学院给酒泉地区分配了几个大学生名额,黄山林在推荐之列,也被公社和大队挽留。 机遇失之交臂,黄山林很坦然:“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,既然乡亲们需要我,我就不能有怨言,那时候没有,现在也没有。”两次合作医疗的实践者 60岁的村民白年国前来就医,黄大夫问诊后开具处方,并在白年国的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》上做了记录。 黄大夫告诉记者,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,村卫生室是第一道服务窗口,60岁以上的村民看病,卫生室按比例减免医疗费,每月向镇卫生院上报清单,经卫生院和区卫生局审批后统一报销。 据黄大夫回忆,首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71年开始推行,那时候个人和集体每年按标准缴纳医疗金,老百姓看病,只需交5分钱的处方费,不足部分由大队统筹。 “大队统筹医疗费的主要方式是自产自制中草药再折价,大多药材靠社员上山采摘。为了便于识别,我经常带人上山,这样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,提高了我对中草药的认知能力。”黄大夫说。 首次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78年中止。 推行合作医疗,是保健站的主要工作。此外,正常的医疗服务工作还不能耽搁,在黄大夫的记忆中,为产妇接生是最为头疼的一项服务。“那时候老百姓观念落后,加之医疗条件有限,产妇生孩子都是在炕上。一个大队有时候一天要出生二三十个孩子,基本上都是我们上门接生,遇上难产的,要守候好几天。”黄大夫说。为公共医疗卫生行走 傍晚,除了几位输液的老人,卫生室清静了许多。空闲时间是黄大夫的“充电”时间,他翻开一本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培训教材》认真学习,不时用笔进行标注。 “这些年上面对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抓得紧,要求乡村医生规范服务,不学习就落伍了。”行医50多年,黄山林对农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始终没有间断,但自从纳入村级医疗卫生单位序列,接受镇卫生院规范管理后,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被细化,要求也越来越高。 据金佛寺镇卫生院院长翟文祖介绍,卫生院和上级主管部门对村级卫生室的考核,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。基层卫生机构承担12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,其中60%的任务由乡镇卫生院承担,村卫生室承担40%。卫生室不仅独立承担妇女产后访视、儿童计划免疫、老年高血压、糖尿病患者随访、宣传卫生法规、常见病、多发病的防治、健康教育等服务,还要配合乡镇卫生院进行每年两次的65岁老人体检、建立群众健康档案、处置突发性卫生事件等。 翟文祖说,这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十分繁琐,服务对象重点是老弱病残或幼儿,大都需走村串户上门服务。黄大夫的服务人群有1200多人,他常行走在田间地头、家庭炕头,有时候不分白天昼夜。这些年,丰乐口村的家家户户都留下了黄大夫的足迹,走过多少路,他自己也说不清。但他已经成了户户通,谁家的大门朝哪开,谁家的孩子多大了,这家到那家走几步路,他熟记在心。 “有些老百姓对常见病防治、卫生法规宣传等公共医疗服务项目不太理解,也不愿接受和配合,黄大夫还得凭借自己的威望和真诚苦口婆心地劝说,有些工作非他莫属。”翟文祖说。 问诊听诊,上门服务,占用了黄山林的大部分时间,在村民的印象中,黄大夫很少离开村子。在黄大夫的记忆中,他每年到酒泉城的时间累积不到10次,更别说去省城看小女儿。“我们离不开他,他自己也不放心。”村民雒兴礼说。欣慰之余有一块心病 行医半个世纪,黄大夫有付出也有收获。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收获,女儿能够继承父业是我最大的安慰。” 然而,一辈子行医,黄大夫也心存遗憾和期盼。 记者了解到,按照卫生部门的要求,村级卫生室的面积不能少于60平方米,药房、注射室、观察室、预防接种室“四室”要分开。黄山林的卫生室虽然“四室”齐全,但却是齐聚一室分区而设,虽然室内硬件设施错落有致、卫生明净,但距卫生部门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。 据了解,2011年前,村上提供的卫生室面积有90多平方米,2006年,黄大夫自筹5万多元对卫生室进行了装修,“四室”分开且设备齐全。但2011年,由于村上修建其他场所征用了卫生室所处土地,卫生室被安排到了建成后十几年未能启用的汽车站。十多年风雨洗礼,屋子老化严重,且周围没有建筑物遮风挡雨。 “但愿有生之年能亲眼看着建起一座标准化村级卫生室。”黄大夫的心病,还不止于此,“行医一辈子,养老问题也没着落。”黄大夫说。 目前,黄大夫的心愿已经引起了肃州区卫生局的关注。 据肃州区卫生局副局长蔺国瑞介绍,肃州区现有151个村级卫生室。2007年至今,在卫生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下,已新建或改建27个。2014年,肃州区将按照省政府部署,新建一批标准化卫生室。黄山林是全区行医时间最长、年龄最大的医疗工作者,工作成绩很突出,将是首先考虑的对象。 就乡村医生的养老保障问题,蔺国瑞说,肃州区政府曾考虑采取政府筹集和个人缴纳相结合的办法解决,但由于涉及人群不仅仅是乡村医生,还有村干部等人群,需要统筹安排。 晚上8时,窗外一片漆黑,最后几位输液的患者离开卫生室,黄大夫和女儿也结束了12个小时的卫生室工作,开始打扫卫生。村里经常有体弱多病的老人因不能出门需要黄大夫上门服务,夜里到村民家出诊是常有的事。辛苦了一天要回家休息,老人祈愿“今晚不再有人患病”。 飞天周刊 记者：杨阳 通讯员：刘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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